Π的尽头
“你说世界上会不会有数学疯子一直在寻找Π的终点？”
“如果Π能够被算尽，那地球就不是圆的，数学将被重新定义，我们也能回到过去。”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愿把自己锁在名为十七岁的窗里。
一
如果说我的人生是一个圆，那么这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像丝绸那样光滑平整，像香港的“港”字发音时那样饱满。而在我十七岁那年这个圆上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名为重庆的缺口。现在我四十岁，时隔三年，我再次拎着装有降压药的包急匆匆地奔赴这个人生的缺口。
“阿晟，阿晟，这儿——”
“对不起，这机场也太大了，我差点儿又走错了。”
在第二次走错出口后，我终于看到了花坛边等得几乎有些不耐烦的小佳。照理来说，我的航班应该在一小时前抵达，而显然小佳早已把脚下的小石子来来回回踢了无数次。几年没见，我们却没有过多的寒暄，我看着她利落地把我为数不多的行李塞进车子的后备箱，然后戴上墨镜招呼我坐上副驾驶。我发誓，此前我绝对算不上路痴，可内地几乎是回来一次换一副样子，更别提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回到重庆。一下飞机便淹没在滚滚人流中，以至于刚从晕机的迷糊劲儿中回过神来，早就不知道走到了哪座航站楼。坐在车上，窗外许多幢似是新添的高楼连帧画一样向后奔去，我看着车窗上倒映的黑色眼圈，心里不再过于惊讶。早已习惯了内地飞一样的发展，山城又怎得落在后头呢。小佳把车开的几乎要脱离地面。山城就是山城，公路分明修的格外平整，可我感觉她在带我翻越无数座山头与坡头；就像你以为自己在一楼，往下一望，下方还有穿着白汗衫的老头正在下象棋。像电视机里的汽车广告一样，只不过车轮激起的是烈日炙烤下的滚滚热浪。刚摆脱不久的眩晕感此刻又找上门来，我把头偏向一侧，手指不断揉搓着眉心。
“还是老毛病？前面的袋子里有药。”
我很欣喜，隔了这么多年小佳还能记着我晕车的事。药还没送进嘴里，她的声音唤醒了我格外沉重的头脑，让我有兴趣仔细端详身边开车的这位老友。和三年前憔悴的样子不同，小佳蓄了长发，棕栗色的发尾在她脑后打成了波浪卷。略白的粉底液在脸上均匀分布，嘴唇上是烈焰一般的红色，颜色很符合她的性子，却因为天气的炎热而微微晕开。她分明比我还要长一岁，然而岁月只是轻吻过她的眼尾后留下了几条浅浅的鱼尾纹，然而在经过我时毫不犹豫地将我的头发尽数掠夺。发现我在看她，小佳依循中年人的惯例开始问我的近况：“工作还顺利吗，新生是不是让你头疼？”
“还好吧......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有想法的。”
“你儿子多大了来着？”
“快十岁，调皮的很，我妻子每天都在怨我管的太少。”
“哈哈哈，我看你压力大的头发没了不少啊......”
看着身边这个被年龄善待的女人放声嘲笑着我如海水退潮般的发际线，恍惚间，年轻时那个大笑时永远也不捂住嘴巴的女孩又出现在眼前。我小心翼翼地发问：“你，现在怎么样？有没有找男朋友？”
小佳的神色几乎是在一瞬间变得凝重，眉间挂上了一抹看得出的悲伤：“不，我的爱人去了很远的地方，我便不会再嫁人。”这话一出，车内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我早该想到的，弯弯绕绕，这些弯弯绕绕哪有那么容易走出来呢。“不提这些伤心的了，时间可真快啊，你儿子再过几年也该到叛逆期了吧！”我看得出小佳在努力缓和我们之间微妙的尴尬，所以我冲她笑了笑。是啊，我的儿子都到了长成大男孩的时候，我的学生们都已经是法定意义上的成年人了。你说他们能否猜想到，那个讲台上一丝不苟的数学教授，那个坐在地板上拼搭乐高的耐心父亲，也有过一段充斥着音乐与激情的青年时代，也有一个被蝉鸣填满的十七岁的盛夏呢？
二
认识小佳的那年，她十八岁，我十七岁。
轮渡呜呜叫着，带着要吓退一切的庞大气势吞吐着烟雾停靠在港湾。然后是一辆客车，颜色我早已记不大清，只记得在充斥着方便面味、汗液味与小孩哭声的狭小空间里我吐得昏天黑地。旁边轻抚着我的背格外焦急的是我的母亲。现在想想，我，甚至是我儿子体内的叛逆因子可能都继承于她，当年母亲发现父亲变心，几乎是毅然决然地带着我离开了原来的家。彼时恰好有一个外派到内地的工作岗位，年轻的母亲便带着她即将成年的儿子告别了长久以来生活的香港，去到没有一个熟人或是亲戚的重庆。我对内地本身便没什么好印象，在老一辈人的嘴里，这里就是未曾开化的一片野地，是闭塞、落后、贫穷的西南，是街头的面包车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被掳走的妇女和小孩。再加上刚刚旅途中亲身体验的一系列颠簸，所以当母亲如同孩子一样亲热的环着我展示缠绕着许多爬山虎的新住处时，我只是不动声色地推开她放在我胳膊上的手，然后用英文疏离地开口：“Where is my room?I need to sleep.”母亲看出了我的不适应，便很识趣地噤了声，领着我到了一个临着窗的房间——虽没有我在香港时的宽敞，倒也还算干净整洁。看着我脱了鞋爬上床，母亲顿了几秒后操着一口十分生硬的港普开口：“妈咪知道你不习惯。可是我们以后要多讲普通话，少讲粤语，更要少讲英文，知道吗？”我烦躁地将被子拉过头顶，听到母亲重重的的一声叹气后才闷闷地开口：“知道了啦。”
来到山城的第一个夜晚，母亲鼓励我出去走走。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家附近的街道上，盛夏的重庆就像笼屉，热气翻涌着滚动着，裹挟着蝉鸣欢迎着我。一股无边的烦躁从心底涌上，我揩了两把脸上的汗水，摸到自己被汗浸湿打绺的木村拓哉式的长发，突然意识到身处于少露出一寸皮肤透气都是一种亏损的山城，这头长发无疑是太不合群。街角边开着好几家理发店，吸引了一群染着各种颜色头发的青年在门口趿拉着脚吹口哨，然后将冒着火星的烟蒂与一口浓痰或是一把果壳一起送到地上。我在心里偷偷骂了一句“没素质的内地佬”，将目光投在店面最小也是最不起眼的一家。“红火”——我来回念着店名，红火红火，生意却是最冷清的。推开店门，烫着一头爆炸卷的女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洗头吗娃儿？剪短点？”我点了点头。她起身拍了拍裙子上落的瓜子皮，朝里屋喊道：“小佳，小佳，来客人了！”然后我就看见了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蹦蹦跳跳地走出来的小佳。她没有大多数内地女孩子身上那种被教条束缚的内敛，相反，她咧着嘴笑着引我去洗头，小佳很像美国女孩，我在心里这样想。
“你是外地来的吧？”小佳往我的头发上挤着洗发水，轻轻地开口，“你皮肤好白哦，不像我们重庆男娃儿。”
“香港，”害怕泡沫袭击眼睛，我紧闭双目，“外面那个是你母亲？”
“我妈早死了，我爸不要我，红姨养我，给我混一口饭吃，”我有些抱歉地睁开眼，却刚好对上她满不在乎的目光。“香港是不是有很多高楼呀？香港仔，你见过王祖贤吗，见过关之琳吗？我跟你说我最爱看《绝代双骄》，苏有朋可帅可帅了......”
我听着小佳如数家珍般报出一个又一个港星的名字，直到外头传来红姨响亮的叫骂声才肯停了嘴，放我去剪头。我看着镜子前红姨拿起剪刀，却突然又开始舍不得我留了几年的长发。我让红姨只剪去两个指节的长度，然后在小佳的目送下走出了店门。之后我基本保持着一周去一次红火，每次只剪去几个指节长度的频率。我给母亲的理由是剪头也要细水长流，而我自己十分清楚，我喜欢和小佳聊天，这是我来重庆后认识的第一个同龄人。一个周末我戴着耳机走进红火，只看见小佳坐在柜台上晃悠着两条腿。“红姨去买菜了，”她指了指我的耳机，“你在听什么？”
“《光辉岁月》，beyond是我的神”
“这样啊。我最喜欢《橄榄树》，天天听天天听总是听不够，红姨都听烦了，便不允许我在店里再放。后来走在大街上我听到这首歌就进人家店里听，听到叫人家撵出来。”小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想去唱歌，嘉陵江边上有许多小酒馆，我看到那里招驻唱歌手，可是红姨不许我去，她说，我去叫人欺负......”
“我以后一定要组我自己的乐队。”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提及我的梦想。红姨回来的恰到好处，看着镜子前她娴熟的手法，我又忍不住发问：“这条街上许多理发店，怎么就您家生意格外冷清？”她轻笑一下，打开吹风筒：“我们是正经生意。”她来回拨弄着我的头发，看到镜子里我不解的表情笑得格外大声：“我们没有那种服务。好了小伙子，我一次给你多剪了点，省得一周收你一次钱我不安心。”镜子里的人已经没有了半点木村拓哉模样，寸头的样子倒像个地地道道的重庆弟娃儿。我道了谢走出门去，却发现小佳站在门口。
“那个，你要是组乐队，记得找我给你当主唱。”
我朝她笑了笑，转身没入炎热的黑夜。
小佳把车停在红火门前，然后叫醒了恹恹欲睡的我。红姨走后，她成了红火的新老板。现在我搞懂了“正经生意”和“特殊服务”，可这条街上再也没有那些生意红火的“理发店”了。我四处望着，发现红火对面那家火锅店竟然还开着。
“愣着干嘛？阿龙已经等很久了。”
三
我第一次看见阿龙，便觉得他与旁的人不一样。
短暂的熟悉了两天环境后，母亲便带着我去家附近的高中办了入学。其实，人，或说是动物，天生的都有排外心理。在国外有很重的种族歧视，在香港，在内地，都是一样的，我不是没有预想过。当我站在新班级的讲台前做自我介绍时，我感觉，台下总有如同暗潮般蓄势待发的窃窃私语。是因为我带着港味儿的普通话？还是我与大多数本地男生格格不入的偏白皮肤？我否决了这两种可能，或者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随着一个月后月考的榜单放出，我发现自己以数学，特别是英语上的绝对优势跃居班级榜首时，事态渐渐发展到了我不能控制的地步。开始时这种排外是偷偷摸摸的，比如跑操回来后突然发现作业本刚写好的几页被撕去，课桌上被小刀粗糙刻下“香港仔去死”类似的话。可能是看我没什么反应，后来便愈加明目张胆了起来。体育课分组练习时我总是被剩下的那个，放学后还有可能被堵在厕所的死角，先是要我的数学作业抄，然后举起拳头恶狠狠地骂两句脏话。我没有打算把这些事告诉母亲，因为有些话说了不如不说，除了把烦恼分给两个人，我找不到任何意义。我想起十二岁那年兴致勃勃地与母亲分享我的乐队梦想，而她没有从笔记本电脑上分给我一个眼神。“妈咪很忙，不懂这些。你告诉妈咪需要多少钱就好了。”我很伤心，伤心到学会了自我消化。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自我消化，但是当语文课结束后第三次有人挡在我身前阻挡我抄笔记的视线时，积攒了许多天的火气一下子被点燃：“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啊？”他们相视一笑，故意把“么”字咬的很重来模仿我的口音。
我正准备站起来和他们好好纠缠一番时，身后的桌子突然被轰的一下推倒。一个恹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都让开，我要抄笔记。”
声音的主人我知道。他叫阿龙，我刚来教室的那天他不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要么就是趴在桌子上睡觉，要么就是压根不见人影。阿龙的身上自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势，所以即使是前后桌，我也从来没有和他搭过话。老师们叮嘱我少和他相处，所以我猜他和那些日夜颠倒的社会青年们可能只差了一头黄毛。此时此刻，他正在帮我解围，倒叫我在受宠若惊之余萌生出许多愧疚来。
“阿龙，你骗谁呢？桌子上连根笔也没得，抄啥子笔记哦。”
“老子说抄就是要抄，要你们管！”
阿龙把音量又提高了两个度。那两人识趣，嘴里咕哝了几句不干净的便坐回座位。我回头正想和阿龙说句谢谢，却发现他早已趴下了，就像是永远也睡不饱的样子。中午吃饭时我鼓起勇气和他搭话，问他放学后是否有空去天台喝杯饮料。“没空，”他说的斩钉截铁，“要真想谢谢我，就得跟我走。”
放学的铃声响起，阿龙像条鱼一样游出教室后门。我头一次没时间慢条斯理地收拾书包，只把作业胡乱一塞便追了出去。路过小卖部时我扔下一张五元纸币随手拎起两瓶冷饮就跑。阿龙的自行车停在了菜市场边，而我抱着两瓶北冰洋直喘粗气。随后他带着我熟练地穿行在数不清的鱼摊，水果摊和菜摊中，最后在一个称着菜的矮胖男人面前停下。“这是我老汉儿。”老汉儿，父亲的意思，我从阿龙这里学来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句重庆话。和善的男人回头朝我露出了一个窘迫的微笑，我赶紧鞠了一躬：“叔叔好!”“老汉儿，这儿有我和我同学，你先回家歇着吧。”阿龙自然地从他手里接过杆秤，系好围裙，又从角落扯住两个小马扎唤我坐下。“你每天都帮你爸卖菜？”我开了一瓶汽水递给他。“早上四点帮他进货，晚上一直卖到十点。”阿龙见客人少了，便又坐下微阖着眼睛。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目光移到了倚放在西红柿堆边的吉他包上：“你会弹吉他？”“嗯。”他没睁眼，只是从鼻子里挤出短促的音节。“我会打架子鼓，我说，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组个乐队。”
“再说吧。”阿龙突然站起身。“来客人了。”
四
十七岁的阿龙身上有一股戾气，有一股狠劲儿，告诉着我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我的直觉在二十几年后得到验证。小佳推开店门，我看到西装革履的阿龙正用铅笔在菜单上勾勾画画。见我来了，他几乎是扔下笔飞扑到我身上：“阿晟，我快想死你了。”这对四十岁的男人显然太过肉麻，小佳提出要去洗手间，留了我和阿龙两个人接着叙旧。“老板，来四副碗筷。”阿龙冲里屋喊着。
“唱片生意很成功嘛阿龙，现在应该叫你龙老板才对了。”
“再成功也就是黄金单身汉一个，不像你有婆娘有娃儿的。”
“你和她......就不再试试了？”我压低了声音问道。
阿龙很聪明，自然知道我口中的那个她是指谁。而他只是苦涩地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都过去了，她受的打击也很大......说到底，我还该谢谢她。”
我说不上来阿龙对小佳算不算一见钟情，但当我第一次把阿龙带到“红火”，准备正式开始我的乐队计划时，他的眼神就像是被黏在了小佳身上。夏日暑气难耐，红火里吱呀叫唤的老风扇早就败下阵来，阿龙的眼神在闷热的空间里格外粘稠，看得红姨几次想把他赶出去，都被我拦了下来。
小佳说，我们的乐队得有个名字。
“要个听起来响当当又不落伍的好名字。”她特意补充道。
“我看叫佳龙怎么样？”阿龙咧着一口白牙，直勾勾地盯着小佳。小佳冲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回过头看着我：“你说呢，阿晟？”
我正低头擦着鼓棒。听到小佳喊我，突然有了一种上课走神被老师点名的感觉。在脑海里拼命搜罗，我突然有了点子：“香港，重庆，山城......叫港山吧，我是港，你们是山。”“港山，港山......”小佳嘴里喃喃着，不住的点头。阿龙撇了嘴小声嘟囔着：“我说不如佳龙。”
在阿龙的要求下，乐队排练时我们都会提早一小时去红火等小佳。看着小佳在店里帮人洗头的背影，阿龙忽地低声开口：“唉，小佳喜欢听什么歌啊？”“《橄榄树》，”我说，“齐豫的。”阿龙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接下来每次排练的间隙，我都能听到他抱着吉他苦练《橄榄树》，我记得他原来最喜欢邓丽君甜腻腻的嗓音，结果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听过他唱《甜蜜蜜》。有一天放学，他告诉我他准备好了。“我势在必得。”阿龙的一口白牙在阳光下十分晃眼。
那天晚上阿龙约小佳去了街口那家冷饮店。他让小佳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自己进去买了根糖水冰棍，贴心的撕好包装后递给小佳。然后他走下台阶，抱着自己的吉他弹唱着苦练了一个月的《橄榄树》。小佳一言不发地听着，等着阿龙弹完然后抢在他前面开口。
“阿龙，你坐吧。”阿龙坐在她的左侧。
“今天的星星很亮哦。”阿龙顺着小佳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天晚上山城罕见的没有氤氲的雾气，甚至还有阵阵晚风送来些许凉意。几颗明星低低垂在神色的夜空，真是个好天气，阿龙心里这样想。
“所以，别说了。”说这话时，小佳的眸色比黑夜还要暗上几分。
“好。”
这些当然是阿龙后来告诉我的。我能亲眼看到的只是阿龙不再日复一日的哼唱《橄榄树》，而又重新弹起《甜蜜蜜》了。他苦涩地笑着，告诉我小佳拒绝自己肯定是因为那天的《橄榄树》唱走调了。“要是她也喜欢《甜蜜蜜》就好了。”我不再多问，因为看得出他在搪塞我。
“她当时说，和我在一起的话，日子一眼就能望到八十岁，”现在的阿龙笑得很坦然，“所以我当时下决心拼了命的努力，想出路，想赚钱，想办公司，就是想证明她当年说的是错的。”
“幼稚，”我笑了，给他满上一杯啤酒，“后来你还把这个当动力吗？”
他没说话，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桌上那副空着的碗筷。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只需要一个眼神，充满着心照不宣。
“你我都很清楚。”
五
小星是我们几个中最小的，也是最晚加入港山的。
整个暑期我们都在学校的空教室里排练。在我提着一篮山城少见的热带水果拜访过门卫大爷后，我们便顺理成章的拿到了钥匙。这天排练刚开始十五分钟，教室的后门便被敲响。我以为又是隔壁偷偷办着补习班的教导主任来投诉我们太吵，可门缝中却伸进来个毛茸茸的脑袋：“对不起，我以为这是补课教室。”阿龙摆摆手让他快点离开。接下来的几天，这个毛茸茸的脑袋却总是准时在我们排练时出现，有时是透过玻璃窗，有时是通过门缝，气的阿龙一把扯住他的衣领揪了进来：“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或许，你们还缺个键盘手吗？”
我们确实缺个键盘手，所以怯生生的小星成为了港山乐队的一员。小星有着很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极温和的知识分子，养成了小星重庆男孩儿少见的温柔性格。他会给我们带妈妈亲手做的冰粉，会在排练结束后一个人留下来扫地。他也很有才华，再复杂的曲谱他看了一遍便能弹得七七八八。闲暇时间，他还会主动教小佳弹琴。小星会在她第无数遍弹错后笑眼盈盈地纠正她的错误，然后轻轻地说一句：“如果你想当歌手，钢琴是必备技能喔。”如果真要说他有什么缺点，可能就是有头疼的毛病。他的手不放在键盘上时基本就是在揉搓太阳穴，后来他的手更多的留在了键盘上，因为小佳会在休息间隙替他按摩穴位。后来小星常常独自前往“红火”，美其名曰找小佳帮他缓解头疼。可小星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能让从小颠沛流离的小佳安下心来。他们之间常常弥漫着一种暧昧的气氛，快要淌出蜜来，至少我看出来了。
不训练的日子里我们会去给阿龙的父亲帮忙。红姨那里去的很少，她的客人加起来可能
还没有我们几个服务人员多。菜场的日子大多数时候忙碌而平和，当然，除了月底那几天“菜霸”们来的日子。他们自称菜市场的保卫人员，仗着头上的几顶保护伞在市场里横行霸道胡乱收费。那天菜霸们又来挨户收“卫生费”，阿龙惊奇的发现这所谓的“卫生费”比上月的足足又多出一百块来。“现在这物价涨得多快啊，”其中满脸横肉的一人往地上啐了口痰，“要想在这卖菜，就得交足卫生费！”我和小星立刻开始翻找身上所有的口袋准备凑出这一百块，却被阿龙大声喝住。“妈的，老子早看他们就不顺眼了，今天就当我替天行道一回。”话毕便是一拳挥在为首的“卫生员”脸上。我们把刚掏出来的钱又塞回裤袋深处，然后卷起袖子加入这场混战。当我狠狠咬住一条有着刺青的胳膊时，小星正护着头踢着一人的大腿，小佳抄起一捆黄瓜照着人就往下劈。在这场人数相差并不悬殊的战斗中，我们倒真不算占了下风，或许再撑个十几分钟我们就赢了呢。可是老天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声闷响，小星倒在了我的前方。我跑过去，他的脸色白的像纸，口里鼻里都不断向外涌着鲜血。阿龙见状更是不要命地上去与他们厮打，我把小星紧紧搂在怀里，小佳带着哭腔叫着：“快呀，快送医院！”
诊室门口，我们拉着几个卫生员不让他们走。“都得脑癌了还打群架呢，真是不要命了。”两个小护士抱着文件夹从我们身前走过，阿龙立刻挡在她们身前：“你说什么？谁得脑癌？”
“里面抢救的那个啊，你们是他朋友吧，这都不知道啊。”怪不得，怪不得小星总是说头疼，怪不得他总是捧着几个药瓶不松手，原来那里装的不是鱼肝油也不是维他命。医院掉了漆的绿色长椅上，小佳掩着面哭得肩膀一耸一耸。阿龙垂着头，蹲着用树枝在地上画圈。“这小子连这事都瞒我们。”他将树枝扔到地上踩了两脚。“早期，好好治，有希望的！”我盯着他俩，很认真地说着。
刚开始，小星还能回来与我们排练新曲子。化疗让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他便索性剃了个光，然后日日扣着一顶鸭舌帽。他开始经常性地流鼻血，有时唱着唱着，就有几滴殷红跃过他的面颊直接落到键盘上。黑白的琴键上出现了第三种颜色，入侵者对此毫不愧疚，像冬天盛开的梅花。“我希望下次血能多落到黑键上，”小星温婉地笑着，“这样你们就看不出来啦。”我们则会开始没来由的大笑，直到笑出眼泪，然后理所当然地凭其在脸上流淌。小星头疼的越加频繁，无奈之下他办理了休学住进医院。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发现他开始刻意疏远小佳。只有我和阿龙被允许一周去医院探望他两次，给他补课，给他讲讲学校里的事。有天下午我和阿龙坐在病房里给他削水果，小星难得严肃起来：“周末你们陪我去过生日吧。”阿龙拿刀的手顿了下：“你不是还有两个多月才生日吗？”“提早过吧，过一次少一次了。”
他说的满不在乎。我赶紧叫他住嘴，敲了三下木桌子，又叫阿龙一起和我大喊三声“呸呸呸”。他还是无所谓地耸耸肩：“对了，把她也给叫上。”我和阿龙对视，他朝我眨巴了两下眼。
我们商量了下，在医院里过生日晦气的很。所以周日的晚上，我，阿龙，小佳，趁着值班室的护士打盹儿，骑着单车把小星载到了嘉陵江边。那时已经是早秋，夜晚的江风吹过来叫人打个寒战。小佳小心翼翼地给小星盖上一层薄毛毯，又帮他拉上开衫的拉链，面对她的亲密，小星意外地没有拒绝。我取下单车把手上挂着的蛋糕盒子，蛋糕的颜色是小星最喜欢的蓝，蓝色的大海上还缀着四颗黄色的星星，可惜有一个小角在颠簸中被撞缺了。阿龙在蛋糕上插上几根蜡烛，擦亮火柴，蜡烛一根一根被点燃，我们看着小星的脸在蜡烛的光亮下愈加明晰。在阿龙的吉他声中，我们唱了两遍生日歌。“许个愿吧，”小佳说，“许三个，许五个，你想许几个就许几个。”“我最想多活几年，”小星虔诚地说，“活着看到你们每个人成功的样子，然后我再死。”小星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烁：“还有，小佳，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了吧。你一定一定要找到幸福快乐。”小佳转过头惊诧地望着他。“你的脑海里留下我健康的样子就够了。”气氛一瞬间变得有些压抑，小星又从包里掏出几页纸来：“我给咱们港山谱了首曲子，叫《离港来山》。阿晟，有空的话，给他填个词吧。”我接过谱子，郑重地点头。那晚，我们唱了《橄榄树》，唱了《甜蜜蜜》，唱了《光辉岁月》，我们对着地平线高歌，然后在太阳升起之前把小星送回了病房。一切都恢复了平静，除了嘉陵江，或许谁也不记得昨晚的欢愉。
医生说，保守治疗，小星最多能活十年。可是小星很争气，他又多活了十年，这让我相信愿望即使说出来也是灵验的。三年前我回到山城参加小星的葬礼，黑白照片上他笑得还是那么温和。那时我想遗照为什么不能是大海一样的蓝色，不过黑白是键盘的颜色，我相信小星会喜欢的。我的朋友，我的小星，如果睡在那方小小的盒子里也是幸福地笑着的就好了。
六
“你们都替小星实现了愿望，”小佳笑着摇了摇头，“可我实在做不到再找到属于我的幸福。”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小星不会怪你的。”
“这次叫你们来聚一聚，是因为《离港来山》，”阿龙向上推了推眼镜，“我把它录成了专辑，也是给我们的港山乐队画上一个句号。”
小佳停止哭泣，我们看着阿龙把碟片递给老板。悠扬的乐声在面积极小的火锅店里回荡着，填满了每一个角落。我们一言不发，却都红了眼眶，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我好像回到了十七岁那年的盛夏，码头，客车，冰棍，嘉陵江，红火，《橄榄树》，港山......后来阿龙完成了《离港来山》，小佳至今未嫁，我成了数学教授，研究Π的尽头。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但在人生的圆形轨道上，我们从没有走出山城。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当年那群挡在我面前的男生从不思考为什么这样做。使动或是意动，困住了就困住了吧。
“敬小星！”阿龙举起玻璃杯。
“敬小星！”
敬我逝去的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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